编者按：中国专家越来越在国际学术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。美国心脏协会（AHA）2015科学年会上，大量中国专家学者报告了其科研成果。本期微信为大家展示其中3个中国团队的最新研究发现。

　　IL-6受体基因的Asp 358 A/C多态性是中国汉族人CABG后房颤的新预测因素

　　研究作者：首都医科大学护理学院Ying Wu等

　　摘要编号：T4278

　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，炎症因子的遗传变异在术后心房颤动（POAF）的发生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该研究旨在评估白细胞介素6受体（IL-6R）基因的3种单核苷酸多态性Asp 358 A/C、174 G/C及597 G/A与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（CABG）后POAF的相关性。

　　该前瞻性研究入选371例行首次单纯CABG手术的汉族患者，研究主要终点是发生持续时间≥5分钟的POAF。在CABG后前7天持续监测心电图，并根据心电图结果，将患者分为POAF组与非POAF组，确定其IL-6R基因Asp 358 A/C、174 G/C及597 G/A的基因型。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识别POAF的独立危险因素。

　　结果显示，共112例（30.2%）患者罹患POAF。与非POAF组相比，POAF组患者年龄更大（P<0.001），更多合并脑血管疾病（P<0.05），但其他人口统计学及临床数据无显著差异。虽然，两组患者的IL-6R基因174 G/C及597 G/A的等位基因频率及基因型相似，但与非POAF患者相比，POAF组患者IL-6R基因Asp 358 A/C的CC基因型分布及C等位基因频率明显更高（P=0.003）。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，IL-6R基因Asp 358 A/C的CC基因型、年龄及脑血管病史是POAF的预测因素。多因素分析显示，IL-6R基因Asp 358 A/C的CC基因型及年龄是POAF的独立预测因素。校正其他潜在混杂变量后，IL-6R基因Asp 358 A/C的CC基因型预测POAF的校正后OR值为2.06（95%CI：1.16~3.63，P=0.01），显著高于不校正其他潜在混杂变量时的OR值（1.22，95%CI：1.01~1.64；P=0.04）。

　　该研究表明，IL-6R基因Asp 358 A/C多态性会影响汉族CABG患者术后发生POAD的遗传易感性。

　　每搏输出量指数用于对LVEF正常、跨瓣压差较低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患者的分层

　　研究作者：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Hong Shen等

　　摘要编号：T4401

　　临床实践中，左室射血分数（LVEF）正常、跨瓣压差较低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（AS）患者的干预决策一直极具挑战性。该研究旨在确定每搏输出量指数（SVi）对房颤患者预后的影响。

　　研究入选410例射血分数正常（≥50%）的中度或重度AS患者，根据主动脉瓣膜面积（AVA）、平均跨瓣压（MPG）及SVi情况将其分为4组。其中，Ⅰ组为低流量、低跨瓣压、重度AS（AVA≤1.0 cm²、MPG<40 mm Hg、SVi<35 ml/m²，n=75），；Ⅱ组为血流正常、低跨瓣压、重度AS（AVA≤1.0 cm²、MPG<40 mm Hg、SVi≥35 ml/m²，n=97）；Ⅲ组为跨瓣压与AVA相匹配的重度AS（AVA≤1.0 cm²、MPG≥40 mm Hg，n=88）；Ⅳ组为中度AS（AVA>1.0 cm²、20 mm Hg<MPG<40 mm Hg，n=150）。采用超声心动图评估患者的主动脉跨瓣压、AVA及SVi。

　　结果显示，中位随访3.2±1.6年期间，与Ⅱ组及Ⅳ组患者相比，Ⅰ组患者的房颤患病率更高，左室肥厚更严重，SVi更低，AVA更小，瓣膜动脉阻抗（Zva）更高（表1），3年累积生存率更低（61% vs. 75% vs. 80%，P=0.004）；Ⅱ组及Ⅳ组的3年来累积生存率相似（75% vs. 80%，P>0.05）。在接受药物治疗的患者中，与Ⅱ组及Ⅳ组患者相比，Ⅰ组及Ⅲ组患者的3年累积生存率更低（48% vs. 56%和73%vs. 76%，P=0.001）。多因素分析显示，SVi是低跨瓣压、重度AS患者死亡率的强力预测因素（HR=0.95，95%CI:0.91~0.99；P=0.02）。但在跨瓣压与AVA相匹配的重度及中度AS患者中，SVi与死亡率无关（P>0.05）。

　　结论指出，不进行AS干预时，射血分数正常的低流量、低跨瓣压、重度AS预后与高跨瓣压AS相似，均较差；但血流正常的低跨瓣压AS预后相对较好。这提示，SVi可用于识别能从AS干预中获益最多的低跨瓣压AS患者。

表1. 不同AS组的比较

　　合并肺动脉高压的成人先天性心脏病的蛋白质组学分析

　　研究作者：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Li Li等

　　摘要编号：T4411

　　肺动脉高压（PAH）是先天性心脏病（CHD）患者中相对非常常见的一种并发症，其发生会影响CHD的进展及预后。但是，目前人们对CHD患者中不可逆PAH的发病机制了解较少。该研究旨在通过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不可逆PAH患者肺脏中的蛋白调节分子，并产生不可逆PAH的信号通路及病理生理机制的新假说。

　　研究者采用无标记的液相色谱串联质谱分析对4例合并不可逆PAH的CHD患者、4例合并可逆PAH的CHD患者及4例对照者的肺组织进行了蛋白质谱的对比分析。

　　结果显示，共有133种蛋白的表达存在差异。大多数存在差异表达的蛋白质与细胞骨架重构、整合素介导的细胞粘附与迁移、内皮细胞收缩、血液凝固及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介导的胆固醇逆向转运有关。研究的新发现包括，合并PAH的患者中细丝蛋白A和小凹蛋白1的表达增加，谷胱甘肽S转移酶（GST）的表达减少。其中，细丝蛋白A是参与器官发育、细胞信号转导及迁移的重要调质——细胞骨架蛋白家族中的细丝蛋白家族的一种主要亚型。进一步研究发现，细丝蛋白A的免疫反应性密度及细胞定位与小凹蛋白1一致，且该结果得到了Western blot及免疫组化研究的证实。在合并可逆PAH的CHD患者及对照者的肺组织中，细丝蛋白A及小凹蛋白1主要表达于肺动脉的内皮；而在合并不可逆PAH的CHD患者中，其主要表达于血管平滑肌细胞中。

　　结论指出，无标记蛋白质组学分析发现，在合并PAH的CHD患者中有几种蛋白质表达发生变化，其中很多与细胞增殖、分化及迁移相关。细丝蛋白A及小凹蛋白1表达增加可能是上述患者血管平滑肌细胞增殖及迁移的可能机制。GST表达的减少则提示合并不可逆PAH的CHD患者存在抗氧化功能受损。